一次创作与一生的选择

这是我在1977年春创作的雕塑作品《好老师》的照片。三十多年了，我历经多次辗转和乔迁，丢失了很多东西，可是它一直被保存完好，因为我珍爱它。珍爱它，是因为它曾经的确给我留下了我和我在我的老师、同学以及其他朋友心中"太有才了"等美好的记忆和印象：这件作品被选送参加了文化部举办的在北京、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美术作品巡展；分别刊登在《湖北文艺》（现为长江文艺）封二和中国美术出版社的画册上；更为可喜的是,《光明日报》（1978年8月17日）选登了这件作品。同版还有署名"费闻"（有人说是我国大美学家费新我、王朝闻的笔名）的评论文章，文章中对这件作品从思想内容到创作手法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第一次创作就获得如此殊荣，不难想象："少年得志"的我当时应该是何等的轻狂，何等的得意洋洋。可是我没有，在短暂的欣喜后就马上淡定下来。因为我只是欣喜我得到了我享用一生的精神财富，绝不是什么可在世人面前显摆炫耀的资本。珍爱她，是因为创作它的过程成就了我人生中最重大的选择——当一名小学老师，并给予我为这个选择安贫乐道、无怨无悔地坚守一生的不竭动力。1977年初夏，我还是当时湖北艺术学院美术系的即将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一天，突然接到紧急通知——去黄陂县文化馆参加全省赴京美术作品巡展的创作。因为在校有事耽误了两天时间，当我赶到的时候，组织单位拟定的二十多个热门的重大的创作题材早已"被抢一空"，留给我的只是别无选择的表现"农村教育"的题材。负责组织创作的老师看出了我的懊恼，笑着对我说，这是个小题材，很不好搞，你搞的么样算么样，没谁责怪你的。我知道他话中没有半点揶揄的意思，是实话。当时的农村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学校和教育。文革前作为学校教室的本来就破旧不堪的那些瓦房早已被生产队当做仓库或牛棚用；那些所谓的正规老师早已被冠以"牛鬼蛇神"、"臭老九"，不敢乱说乱动。要说学校、教育，只有在一些乡村里偶见几个民办教师在一些空闲的破房旧屋里带着几个小孩念"语录"的育红班。这样的现实能有什么主题来表现？这样的题材怎么去创作？况且雕塑艺术和其他艺术形式还不一样，它是瞬间艺术，不像其他艺术形式可以流动地展开情节，渐进性的凸显主题。接题几天，我一筹莫展，在焦虑中煎熬。眼看其他人的创作的"大样"已具雏形，而我的脑中还是一片空白，越发焦躁不安。一天，天气非常闷热，我憋得不行，就以搜集素材为由，到乡村山野里毫无目的地行走。一阵暴雨来临，我没有躲避，任凭雨水把全身淋得透湿。不经意中也秀了一把在当时电影中常出现的镜头————人在极度激愤时，就在电闪雷鸣、狂风骤雨中狂奔宣泄的做派。大雨过后，我听见山坳里传来潺潺清泉般的谈笑声，抬眼望去，只见一女青年用白尼龙薄膜雨衣包裹着两名小学生在坎坷泥泞中款款走来。啊，我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这不就是爱神缪斯、圣母玛利亚的化身吗？不，这神态的亲切自然、形态的优美生动是无与伦比的。我欣喜若狂，上前主动与他们搭讪，交谈中我知道这位老师姓彭，是从上海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她几次自愿放弃了当时别人梦寐以求的回城机会，几年前在山坳里大队农场的仓库里办起了小学，二十几个孩子分几个年级，所有课程都由她一人教学。我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她莞尔一笑，淡淡地说："他们这么小不上学，以后怎么办？"不说"未来"或"明天"，而是"以后"。多么朴实的语言，多么美的人啊！这不正是我苦苦寻求的形象吗。我激动万分，一口气跑回创作室，没有按惯例用创作模特来搔首弄姿摆造型，在两天的时间里，就把镌刻在我心中的他们的神态和形象生动地复制下来。同我一起创作的老师和同学见后大吃一惊，说我一定是在梦里得到神仙的指点。作品完成后，我没有选用诸如"风雨同归"、"风雨中的丰碑"富有诗意的题目，而是以《好老师》作题。因为我认为只有这样的直白、朴素才能契合这个形象所代表的淳朴、圣洁和伟大。没过多久，经专家评委评定，作品如愿被选送进京，也如愿获得上述的多种荣誉。然而，我并没有像人们想象中的喜不自禁。这不是我故作矜持深沉，是因为我清楚的懂得，获奖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是时代对这个形象所表达的精神的呼唤；是社会对教育这个主题的渴求。于是，我一直在心底拷问自己：面对这个形象就能对我和很多人产生如此强烈震撼的现实，面对当下教育的如此窘况，你是不是应该有所担当呢？那年正是我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于是，我毅然决然地作出了一个令很多朋友意料不到甚至强烈反对的选择：放弃在文化馆从事文化工作等比较体面、光彩的工作机会，报考师范院校（那年是先报志愿后考试）。毕业后如愿到襄阳市一所三线企业子校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开始了清贫辛苦的教师生涯，并乐此不疲地一干就是三十多年，走到今天......当然，我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三十多年来，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物欲横流的生活现实，也曾经使我后悔、动摇过；我也曾一度厌倦过这种被认为很卑微的工作，也曾经有过打点行装"另谋高就"的举动。但是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时，就觉得那位"好老师"在用鄙夷的目光看着我，质疑着我的"做人诚信"。于是，我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坚守。现在，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也是日新月异。一切都可以变，但是我觉得我们激流勇进的信念不能变，勇于担当社会责任并为之坚守一生的精神不能变。因为"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毛泽东语）。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也需要它。